1958年，大渡河勇士李德才只身到北京求见毛主席，在中南海门口吃了闭门羹，急得面红耳赤的他当场就要硬闯，冲着警卫喊：“我见主席还需要先联系？我叫李德才，这次来是要水泥的！”
五十多岁的李德才站在中南海门口，背微微有点驮，脚下却站得稳实。他手里提着个旧挎包，抬脚就往门里迈，守在门口的年轻警卫立刻上前拦住，按规矩一一盘问：来做什么，有没有证件，有没有介绍信，是不是提前报备过。
老兵憋了半天，只挤出一句话：“我要见毛主席。”
那会儿的中南海，是全国都盯着的地方，中央委员会、国务院都在里面办公，毛主席、周总理也住在这片院子里。门口常有人来想讨个说法，也有不少人想进来见见伟人，大多都被拦在了门外，警卫们早就练出了一套程序，一个个核实，一个个劝说。
眼前这位老人，把口袋翻了个遍，手上满是老茧，愣是翻不出一张像样的证明纸。警卫只好按规矩说明，见毛主席要提前和中央办公厅联系，一切都得按流程来。谁知老人一听，脸唰地红了，脖子一梗犟道：“见主席还要联系？你给主席打个电话，就说‘土佬’来了，看他见不见我！”
“土佬”这两个字，把年轻的警卫逗得一愣。在小战士的认知里，没有哪个登记在册的干部叫这个名字，他只认文件介绍信，不认什么外号。规矩摆得明明白白，没有介绍信的外来人，一律不准放行，中南海是国家机关重地，谁来都不能破例。李德才见怎么也进不去，眼里的急火只能硬生生咽回去，转身闷头往外走。
走出门口没多远，他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。远处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背着书包，从胡同口往这边走，孩子脸生得白净，眼神看着又有些熟悉。李德才盯着看了几秒，心里忽然一动：这孩子在延安见过，是家属队里的小同志，好像还是某位首长的孩子，只是一时记不起名字。
他赶紧上前把孩子叫住，从挎包里抽出一张纸，蹲在路边匆匆写了几行字，字不多还歪歪扭扭，写完递给孩子，拜托他帮忙交给毛主席。男孩看清他的脸，脱口就喊：“李叔叔！”这声称呼就说明一切了，孩子点点头，把纸条小心塞进书包，从警卫身边大大方方走进了中南海。
那天毛主席正在办公室看材料，警卫把那张小纸条送了进来，这类纸条主席平常见得也不少。可展开一看，扫过没几句话，主席就笑了：“原来是土佬来了。”当即吩咐下去，让门口的警卫去把人接进来。门外的警卫认不出这个外号，主席的一句话，却翻出了几十年前山河间的热血记忆。
这个叫李德才的老兵，1904年出生在江西乡下的贫苦人家，从小就下地干活，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，是个实打实的“睁眼瞎”。他打小就见惯了地主的威风，佃户们在堂屋外低着头挨训，家里一年四季都欠着账，锅里能煮出点白粥就算是好日子了。没念过书的他，把旧社会的苦刻在了骨子里。
年轻时，李德才就拉着乡里的乡亲们组建了农民自卫队，就几杆旧枪、几根长矛，大伙夜里轮流巡村，好歹能护着乡里人，不让外头的土匪随便进来抢东西。他心里清楚，这点武装成不了什么大气候，却能守着一方乡亲的平安。
26岁那年，彭总带着部队打进了他老家一带。这支队伍和他见过的所有兵都不一样，买东西会主动给钱，说话也有分寸，连屋檐下的鸡都不会随便抓。李德才看了几天，心里就打定主意要跟着队伍走，父母听说他要跟的是这支队伍，也咬咬牙答应了。
参加红军后，李德才从普通战士做起，因为懂点枪法，很快就成了连里的机枪手。平日里他是个老好人，战友们谁有事都爱找他帮忙，可一上战场就完全变了样，扛着机枪就往前冲，守阵地时敌人的火力越猛，他把枪架得越稳，子弹扫过去打得对面抬不起头。
强渡大渡河那一战，战友们背着门板抢渡，李德才带着机枪组死死压住对岸的火力，硬生生把一条天堑打成了红军的前进通道，这一战也让他成了有名的大渡河勇士。刘伯承、聂荣臻首长当时都在阵前，还曾冲着他大喊“土佬，打！”，这名号也越叫越响。
“土佬”这个外号，其实是在队伍里闹了个笑话才来的。一次部队缴获了敌军一批西装裤，李德才这种从小土里刨食的人，别说穿，连见都没见过。看见裤裆前有个开口，还以为是方便上茅厕特意留的，竟晃悠悠把裤子倒着穿上了。营里的战友看见，当场笑成一片，从那以后，谁见着他都喊“土佬”。他也不恼，挠挠头跟着笑，在他看来，打仗的日子够苦了，能让大家笑一笑，也是件好事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枪声渐渐远去，老战士们纷纷脱下旧军装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。1952年，李德才从野战军副师长调任保定军分区司令员，岗位换了，可他身上那股老兵的劲儿一点没变。
当地老百姓听说新来的司令员，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老英雄，都纷纷请他去讲革命故事，机关、学校、工厂都来邀请。李德才只要抽得出空，能不推就不推。只是他的江西口音太重，怕听众听不懂，就提前把要讲的内容写成稿，交给主办单位，再请战友在旁边帮忙“翻译”成普通话。他在台上讲得格外起劲，说起战斗场面，会拿手比划着河有多宽、敌人的火力有多猛，讲到牺牲的战友时，会在台上默默停几秒，台下的听众也都跟着安静下来。每次讲完，台下的掌声都拖得老长，那是人们对老英雄的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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